10月中旬的一个清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天空再次被一团白雾点亮。SpaceX的星舰完成第11次飞行——这也是第二代星舰的收官一役。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Starlink开始在爱荷华州测试一种几乎“零前期成本”的租赁新模式，让卫星互联网从“能用”迈向“好用、用得起”的阶段。全球低轨通信网络的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具商业逻辑的下半场。
同样在近半年来中国的商业航天，也正在迎来密集的跃迁。根据泰伯智库数据，仅2025年上半年，我国已完成35次火箭发射任务，商业发射占比显著提升。伴随多地卫星互联网项目启动，“中国版星链”的网络组建正在提速。从单星到组网、从演示验证到规模化部署，中国企业开始在轨道、载荷和终端上全面布局。
这种节奏的背后，既有产业自发的扩张逻辑，也有政策信号的明确指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航天强国”战略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航空航天产业提供了清晰的顶层规划和政策确定性。另外，今年8月，工信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要基本形成卫星通信产业体系，完善政策法规、激发主体活力，构建多层次卫星通信网络。
在商业航天新的发展周期中，航天激光通信企业极光星通正处于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过去五年，这家公司从几人团队起步，到多型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在轨验证、量产交付、产能扩张，再到打通了上下游的合作链路。极光星通创始人吴少俊博士说：“创业的五年，几乎每一年都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可用’。”
据吴少俊介绍，极光星通正在推进下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的小型化与模块化设计，以应对星座快速部署带来的成本与交付周期压力。他认为行业仍处在非常早期的竞争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的技术与商业格局，“后来者依然有机会”。
但挑战同样清晰——上游光机电核心元器件仍受制于成本与交付周期，下游应用端尚需时间打开市场认知。在他看来，这是一场长期拉锯战，既要比谁能先做出来，也要比谁能更稳地活下去。除此之外，挑战不止来自技术。吴少俊坦言，创业第三年，他也曾陷入严重的焦虑。一方面，公司刚拿到关键订单，资金吃紧、供应链不稳、项目延期。另一方面，来自外部的行业竞争和市场压力，公司的组织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回顾道，在这过程中最痛苦的不是失败，而是在“理想”和“效率”之间不断取舍。科研出身的他，习惯把正确性放在首位，但商业要求“可交付”。他形容那像是在两种节奏之间撕扯：科研讲验证结果，商业讲交付周期。一个慢、一种快，刚开始特别不适应。
“但创始人是碰到困难需要也只能坚守的那一类人。”他说，“当有一天，你用手机拨通卫星电话的时候，链接卫星那条信号链路中可能就有我们的设备。想到这一点，自己就会有很强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